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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东坡心里头,“生民”重千钧

热度 1已有 964 次阅读2018-3-21 11:22

       苏东坡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道奇观。作为文人,他以毕生的创作,登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峰,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,此后鲜有人能出其右。作为政治家,他又倒霉透顶,生逢其时却不得其志,“致君尧舜”的理想最终没能实现;但他又实实在在地为老百姓办成了不少实事、好事,至今为后人感念不已。究其原因,是因为“生民”,也就是老百姓,在他的理想和思想里,一直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核心位置。
       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当上了皇帝,又通过“杯酒释兵权”消除了武将篡权篡位的隐患,开国不久,就立“本朝下不杀士”的规矩,为文化的发展和文人的成长营造了相对不错的环境。宋代文人很重视文学的教化功能。苏东坡就强调为文需“明道”、“致用”、“有补于世”,并说“吾所为文必与道俱”。东坡少时就有济世之志,崇尚儒家仁政思想,主张文人要积极入世,有所作为。入仕后,他力主强国富民,主张循序渐进地改革弊政。他说:“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、康之际,何其爱民之深,忧民之切,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。有一善,从而赏之,又从而咏歌嗟叹之,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。有一不善,从而罚之,又从而哀矜惩创之,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”(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)。他深入百姓,认真思考,勇于进言,历任过杭州、密州、徐州、湖州、颍州、登州、定州等地官吏,中间曾被贬黄州五年,晚年又被贬到更为蛮荒偏远的惠州、儋州。但他“超然物外,不为物役”,做到了为官一任,造福一方。
        在农耕时代,农民天然是社会最底层的最大弱势群体。苏东坡从小经历过“少年辛苦事犁排”的生活,对贫苦老百姓具有充满同情。多年的儒家的教育,又使他十分关注民生,关注农民的生活和生存状况。他虽出身于地主之家,入仕后却仍以平民自居:“我虽穷苦不如人,要亦自是民之一” (《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》)。在他的创作中,始终贯穿着“民惟邦本,本固邦宁”、“王者以民为天”(《尚书.五子之歌》)的仁政思想,和孟子的“民贵君轻”说一脉相承。
        因为“爱民”,所以他对当时民与官、贫与富之间的巨大悬殊深有感触,写下了不少同情人民,关心生产,“悲歌为黎元”的诗篇。嘉祐年间,他从老家到京城途经许州,就根据沿路所见写:“池台信宏丽,贵与民同赏。但恐城市欢,不知田野怆。颖川七不登,野气长苍莽。谁知万里客,湖上独长想”(《许州西湖》)。出任风翔签判后,针对官府修建皇陵劳民伤财,又写了“千夫挽一木,十步八九休”(《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》),两诗都深刻反映出朝廷摊派苛重徭役,给百姓带来的沉重负担。做杭州通判,他看见老百姓为糊口而奔走贩盐却身陷牢狱,深表同情:“执笔对之泣,哀此系中囚”,“不须论贤愚,均是为食谋”(《除夜直都厅,囚系皆满,日暮不得返舍,因题一诗于壁》)。做密州知府,他写下“老农释耒叹,泪入饥肠痛”(《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》)的诗句,反映北方农民在连年蝗灾旱灾下的悲苦生活。
        苏东坡的一生,屡遭贬谪,长期过着“农夫人不乐,我独与之游”(《集归去来诗歌之六》)的生活,却也因此有机会深入社会最底层的贫苦百姓。尤其是他遭“乌台诗案”出狱,被贬黄州后,为解除“日以困乏”的生活,不得不辟地躬耕“东坡”荒地,“垦辟之劳,筋力殆尽”(《东坡八首》序),亲自参加艰苦的农耕劳动,更使他深刻体验到贫苦农民的饥寒和辛劳,和贫苦农民建立起更亲密的感情联系。这些经历,让他一生坚守的“悯农”主题更加鲜明:“惟有悯农心尚在,起占云汉心茫然。”(《立秋日祷雨,宿灵隐寺同周、徐二令》)。
        因为“爱民”,终身以百姓为最重,苏东坡才不讲时宜,仗义执言,对变法派推行的新法和保守派的恢复的旧法,都持反对态度。苏东坡不仅是一位文学家,还是一位务实为民且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。青年时,他就立下“奋厉有当世志”的志向。中进士后,便深入思考研究社会问题,针对宋朝表面上“百年太平”,实际上危机四伏的现状,他相继写出《策论》和进策》各25篇,提出了改革弊政的主张。宋神宗熙宁二年(1069年),王安石任参知政事(副宰相),在神宗支持下全面实行变法,其中也包括苏轼提出的一些改革主张。按理,苏轼是应该拥护的,但他认为,新法“求治太速,进人太锐,听言太广”(《上皇帝书》),不利于国家。还认为“法相因则事易成,事有渐则民不惊”(《辩试馆职策问札子》),主张“渐变”。况且苏东坡长期生活在社会下层,熟悉农村情况,了解农民疾苦,因而,他跟保守派站一样,反对新法。这样,他就难容于朝廷,于是要求外任于地方。在湖州任上,发生“乌台诗案”被诬入狱。出狱后,被贬黄州。哲宗元祐元年(1086年),旧党执政,苏轼被召回朝廷,权重一时。但他对司马光等人一概废除新法的做法很是不满,提出对新法要“参其所长”,结果又为旧党所不容,只得再次要求出朝外任。哲宗绍圣元年(1094年),新党再起,对保守的“元祐党人”疯狂报复。苏东坡又首当其冲,再遭打击,在定州任上被落职,先是贬为知英州,后又被追贬为“宁远军节度副使、惠州安置”。苏东坡在明知自己已不容于朝的情况下,还是逆流而上,上书皇帝,劝他“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,故辄进此说,敢望陛下深信古语,且守中医安稳万全之策,勿为恶药所误,实社稷宗庙之利,天下幸甚!”(《朝辞赴定州论事状》)。他生性耿直,真诚坦白,在给皇帝阐明政见的表章中,都敢写如果不纳臣子忠言,宁做“医卜执技之流,薄书奔走之吏”这样固执决绝的文字。东坡本是书生出身,受儒家文化影响深远,为保持自己下为国民、上忠君主的初心,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,却坚持己见,不改不悔。
        因为“爱民”,所以苏东坡不管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,不论是在朝还是在野,都循势利导,积极作为。在凤翔,他改革“衙前役”,人称“苏贤良”;在杭州,他组织官民治六井,浚西湖,筑苏堤,办病院;在密州,他组织抗旱除蝗,收养弃儿;在徐州,他抗洪抢险,开采石炭(煤);在扬州,他力罢劳民伤财的“万花会”,减免“积欠”。苏东坡在谪居惠州的2年又7个月时间里,他所做的实事、好事有:解囊集资、助修桥堤;推广秧马、改善农作;提议拦水、建成碓磨;施医散药、救死扶伤;倡议救灾、缓解民困;纠正税赋、便利农民;请建军营、根除军扰;修建丛冢、掩埋骸骨;新居凿井、方便四邻;疏浚西湖、造福人民。特别是他做官定州,和被贬惠州、儋州期间,推行教育,改善民风,这是从根本上改变当地落后、愚昧状态的良善之举。文化、文明的种子一经苏东坡播撒下去,在当地生根、发芽、开花、结果,那些地方的民风就逐渐得到改变,文明就从此逐渐得以兴盛。“一自东坡谪南海,天下不敢小惠州”,其实何止是惠州,定州、琼海,以及其他凡是东坡做官任职过的地方,何尝不是“天下人”自此不敢小看了。
        难怪后世有人道:“东坡经过处,处处有西湖”。也难怪杭州人在苏东坡离开后,修建生祠表达对他的感激和怀念;离开定州,百姓举万民伞请求朝廷准允他继续留任;惠州人在他离开后,把他的白鹤峰故居改为“东坡祠”,瞻仰、祭奠至今。因为在东坡心里头,确实是“生民”百姓重千钧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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