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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东坡“心安处”,惠州“是吾乡”

热度 1已有 761 次阅读2018-3-13 14:43

       苏东坡因其执着而务实的政治理念,既不能容于新党,又不能见谅于旧党,终身在党争的夹缝中饱受打击,屡遭排斥,先以“罪臣”之身被发配黄州,短暂回朝廷后,又自请外放,后仍以“罪臣”身份,被发配到南蛮瘴疠之地的惠州,最后还被贬谪到仅次于死刑的儋州。
        东坡谪居惠州近三年,虽官场失意,但在文艺创作上却成就颇丰,政治上也有不少作为,至今仍被后世称道。何以能如此?东坡先生在《定风波·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》中写的“万里归来颜愈少,微笑,笑时犹带岭梅香。试问岭南应不好,却道:此心安处是吾乡”就是回答。是的,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,苏东坡说的真好。他谪居惠州期间的作为和诗文,就是最好的注解。
        东坡其实毕生拥有着两个身份,一是才华卓绝的文学家,二是务实有为的政治家。
        谪居惠州期间,苏轼的思想走向成熟,文学创作获得新的丰收。文艺家讲究的是耳有所闻、眼有所观、心有所感。但凡灵感迸发,心绪激荡,此时落笔成文,便有好诗篇。东坡南迁惠州,途径英德时,听顾秀才介绍了惠州,就欣然赋诗道:“到处聚观香案吏,此邦宜著玉堂仙。江云漠漠桂花湿,海雨翛翛荔子然。闻道黄柑常抵鹊,不容朱橘更论钱。恰从神武来弘景,便向罗浮觅稚川”(《舟行至清远县,见顾秀才,极谈惠州风物之美》)。此时的他,对惠州充满了好感和向往。到了惠州,他游罗浮山,登合江楼,泛舟西湖,沐汤泉浴,品荔枝龙眼,望白鹤峰,听松风亭,何其悠然!何其惬意!是惠州的山水泉石、花草树木、醇厚风俗和朴实民风,让他获得丰富创作素材,产生强烈的创作欲望,他的艺术才华又得以超常发挥。940天的谪居时间,苏东坡创作了诗词587首(篇、幅)、各类杂文129篇、书信共233篇、书画20幅,几乎是天天有收成。别的不说,但就这些精美浩瀚的艺术作品所达到的高度,就少有人可以比肩;他作为中国历史文化之集大成者的历史地位和所达到的艺术高度,也很少有人可以撼动。东坡之心,当然可“安”。
        东坡先生还是一位务实有为的政治家。少年时,他曾立志“奋厉有当世志”。进入官场后,无论是在志得意满之际,还是在屡经打击后的穷困潦倒之时,他都不忘做好事实事,造福当地百姓。他在杭州、密州、登州、徐州、定州等地做官,修建水利、赈济灾民、消灭虫害、收养弃婴、兴办医院、打击盗寇、整顿边防、推动教育、减税为民,功绩何其卓著!离任杭州后,当地百姓为他修建生祠,表达感激和怀念。东坡被贬至蛮夷之地的惠州后,既也不自怨自艾、放任自己,也不终日游山玩水,以虚度光阴,而是力所能及地为百姓做些实事、好事。他在谪居惠州的2年又7个月里,所做的实事、好事,粗计有:解囊集资、助修桥堤,推广秧马、改善农作,提议拦水、建成碓磨,施医散药、救死扶伤,倡议救灾、缓解民困,纠正税政、便利农民,请建军营、根除军扰,修建丛冢、掩埋骸骨,新居凿井、方便四邻,疏浚西湖、造福人民。这些实事的办成,全是东坡的提议、筹划和参与之功。
        东坡先生是个执着坚守的人,但办起事情来,却实事求是、思虑周全,有章有法、灵活得体,不死板,不拘泥。东坡为民办事,方法有二:一是由自己提议,请和自己友好的官员牵头办;二是靠自己的影响力,交由他人办或亲自办。这种超凡能力,在他筹划、主持修建东、西新桥和丰湖湖堤的过程中,得以充分展现。苏东坡知道,以他“宁远军节度副使、惠州安置”的身份来办此事,极不适合,但这些事却能造福百姓,且十分迫切,必须得办。因此,他先跟与他释怨和好的广南东路提刑程正辅商议,正辅同意后,才马上向太守詹范报告,获得詹范首肯后,又为官府做了一份切实可行的施工方案,并建议:由栖禅寺僧人希固负责西新桥和湖堤的建设,罗浮山道士邓守安主持东新桥建设。请注意,僧人希固和道士邓守安都是出家修行之人,协调组织能力强,又都没有自己的物质需求和利益羁绊,这就消除了资金被贪污挪用的风险。施工过程中,他不顾年迈体衰,坚持天天到现场,了解进度,查看情况,商量纾难之法。由于受台风、水灾影响,当时的惠州官府没有更多财力支撑“两桥一堤”建设,工程修到一半,就面临“烂尾”。于是,苏东坡又想方设法筹集款项。他首先捐出自己最值钱的东西——皇帝赏赐的一条犀带;又向弟弟苏辙写信求助,让弟媳史氏把以前内宫赏赐给她的数千黄金献了出来。经各方努力,宋绍圣三年(1096年)六月,“两桥一堤”落成。在当地百姓自发组织的庆祝宴会上,东坡先生喜禁不住,即席赋诗:“……父老喜云集,箪壶无空携。三日饮不散,杀尽西村鸡。……”面对百姓对他的感激,他却谦虚地说:“一桥何足云,欢传满东西。”
        在逆境中能通过自己的努力,办成对黎民百姓有益的事情,东坡先生当然高兴,因为这也是他少年志向的部分实现。尽管谪惠期间,东坡的心头也有忧惧、烦恼、苦闷、哀愁,但这对于已悟透人生的他来说,生民比天大,个人的不幸跟百姓的需求相比,那又算得了什么?儒家重人事,佛家重人心。能做成对社会对百姓有利的事情,这样的人生价值,才能得到当下和历史的承认。东坡的心,自然能“安”!
        何况,惠州秀美幽邃的山水风物,早已让他流连忘返、乐以忘忧。惠州的官吏、百姓的热情淳朴,也能让他相近相亲、相恰相融。初到惠州,看到码头上官民迎接问好的场面,东坡就激动得热泪盈眶,马上口占一诗,曰:“仿佛曾游岂梦中,欣然鸡犬识新丰。吏民惊怪坐何事,父老相携迎此翁。苏武岂知还漠北,管宁自欲老辽东。岭南万户皆春色,会有幽人客寓公。”(《十月二日初到惠州》)。之后,太守詹范安排他住进合江楼;程乡县令侯晋叔、归善县主簿谭汲拜访,誉东坡为当代的谪仙李白,邀请他游江北大云寺;次年元宵节,太守詹范带了酒食和醒狮队到嘉祐寺来探访他,后来,又亲自便陪东坡父子游览白水山、汤泉;继任太守周文之、方子容,也都坚持不断地从物质上接济度东坡;苍梧太守李亨伯曾亲自来惠州探望苏东坡;广州太守王仲敏跟苏东坡常有书信往来,并一直在经济上帮助他;表兄兼姐夫的程正辅对东坡的帮助和关照则更大,其他的如博罗县令林抃、龙川县令翟东玉、衢州进士梁君琯等邻近惠州的官员,也跟东坡交往密切,相处友善。如果说官员们探望、关照苏东坡,多是出于对他曾是朝廷高官的身份的认可和对他人品、学识的仰慕、敬重,特别是苏东坡“不以一身之祸福,易其忧国忧民之心”的高洁与执着,令不少正直官员敬佩不已。那么,惠州果农、渔樵、村民、贩夫、菜农以及邻居翟夫子、林行婆等普通百姓对东坡的接纳、关照,则是对东坡先生亲和为人与做人境界的高度肯定和无声褒扬。
         尤其值得一提的,是东坡被贬至惠州后,以前与他相交甚厚的不少僧人、道士,如卓契顺、法舟、法荣、吴复古、吴惟忠、法芝(昙秀)、惠诚、参寥子(道潜)等,都不远万里,先后从苏州、杭州和成都等地赶来探望。东坡曾说:“吴越多名僧,与余善者常十九。”这些僧道,在苏东坡的一生中,特别是对他人生观、世界观的形成,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他们的探视,不仅给东坡带来温暖慰藉,还跟东坡切磋佛理道义,帮东坡排遣了不少烦恼。苏东坡本身又还一个旷达、超然的“乐天派”。在惠州,他沿袭黄州之法,借地躬耕,获得了物质的收成和精神的享受。不遭官吏冷眼,能得百姓温馨,常有友朋探视,人际环境好;加上他平时行动、言谈自由,能随心所欲的游赏、创作,从这个角度上讲,被贬至惠州的“罪臣”苏东坡,其实也是幸运的。世事洞明皆学问,人情练达即文章。诗文本人情,坡公真凡人,在惠州能得如此这般的自在悠闲,东坡之心,当然能“安”!
         苏东坡初到惠州,是不情愿终老于此地的。他要施展自己的才华,实现少年时的理想抱负,就必须返回中原回到朝廷去。但是,当他从弟弟苏澈处得知北归无望时,他就彻底断了北归之心,绝了回朝之望,下决心在惠州修筑自己的终老之所。于是就“已买白鹤峰,规作终老计。……吾生本无待,俯仰了此世。……”(《迁居》)。新居建成,东坡十分满意。他在《答毛泽民书》中说:“新居在大江上,风云百变,足娱老人。”在被朝廷再贬至儋州的前十八天,即绍圣四年三月二十九日,他还志得意满地赋诗道:“南岭过云开紫翠,北江飞雨送凄凉。酒醒梦回春尽日,闭门隐几坐烧香。门外橘花犹的皪,墙头荔子已斓斑。树暗草深人静处,卷簾依枕卧看山。”东坡先生在诗中流露出的,满是淡泊恬静和与世无争。苏东坡此时的心,肯定是“安”的。
        自“乌台诗案”后,苏东坡遭受了三次贬谪。宦海沉浮,世道炎凉,苦闷无助,都没能击垮他。因为他早就看开了:“人生到处知何似?应是飞鸿踏雪泥。”(《和子由渑池怀旧》)。惠州的山水风物如此之美,惠州的官吏百姓如此之善,惠州的民俗风气如此之醇,这对于守正不阿、心地坦荡的苏东坡来说,已经足之够矣。还企求什么呢?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,苏东坡,就什么都不奢望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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